20世纪的文艺理论既处于“理论消解的时代”，又处于“理论建构的时代”。因此，我们有可能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语境，来审理所面对的20世纪西方文论问题，同时通过现代西方文论的发生发展的研究，来更新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建设和话语言说的方式。
在后现代和后殖民语境中，我们在研究各种西学“主义”时，有必要弄清其思想文化“语境”，即我们面对的是方法论问题还是本体论问题？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属于哪个层面的问题？是新问题还是旧问题甚或旧题新出？是西方的问题还是人类的共同问题？是国家民族的本土问题还是全球性的问题？是现代性文论问题还是后现代性文论问题？
关注当代文化问题还不行，还要找到现代文艺理论的思想“地基”，寻绎到审理文论问题的哲学本体论立足点，进而把握剖析当代文艺问题的方法论新角度。实际上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不仅是当代西方思想学术发展新问题的表征，也是人类20世纪所面临的文化转型的话语处境。汉语思想与西语思想的关系，并非仅仅是东西方之间的话语紧张关系，而是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上的面对人类未来发展的共同境遇。
因此，我们必得关注以下问题：这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世纪末受西方影响的的中国文论出现了怎样的问题？形式主义文论、结构主义文论具有何种结构性转型？心理分析文论在文艺批评中具有怎样的深度和误区？现象学解释学文论具有怎样的意向性和意义解释维度？存在主义文论和接受反应文论是如何强调文学主体性的？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和女权主义文论，是怎样从政治诗学的角度展开自己的文化批判的？后现代主义使中国文化在思维论和价值论层面为怎样的“现代性问题”所撕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在中国的出现，带来的关于文化霸权、权力话语、第三世界文化的前景等问题，其学术应答的可能性何在？新历史主义文论中的“历史”是主观的还是历史是事实？历史在阐释中是被无意误读还是有意误读？被解读为政治意识形态史、权力话语史、还是文化“稗史”？文艺理论是否能够创造一个自身相对独立的体系？文艺这种感性化形式，怎样在世俗关怀和终极意义关怀之间找到一条较好的联通之路？它在既不可能“代宗教”，也不可能成为“欲望的表征”之时，如何确立自己的本体？“文化研究”时代的审美文化、大众传媒问题和盲点何在？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地审理。这进而使我们有理由认为，研究现代西方文学理论，有必要把握以下几个关键性问题：
在文化理论层面上总体把握当代西方文论的意向性。在文化开放和寻求对话的时代，文艺研究要向当代话语吸收精神资源，须具有广阔的视野和学术眼光。在整个文化艺术话语转型时期，运用新方法及分析作品结构、人物心态、语码符号、意义增殖等问题，具有“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话语转型时期的文艺研究，对门类繁多的“新理论”加以具体分析和学术批判，在推动文艺研究的不断更新和向前发展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各种理论的长处，进行多种角度的综合性研究，可以使文艺研究获得一种宏观的视野。
分析现代文艺理论需注意其哲学语境和诗学特征。研究文学批评方法，其目的并非盲目套用西方话语模式或将其“移植”到中国文学研究中，而是力求拓展传统的思维格局，给当代文学以新的启示。如果仅仅满足于一些新名词、新术语、新范畴的分析，而背离其文学特性这一价值诉求，那么，这样的研究会忽略文学的特性，而只重视它同一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共同性。只有当研究对象与具体理论模式相统一，才会获得其他理论模式所不能取代的意义解释效果，从而从新的视界揭示出文学对象所蕴含的特殊规律。
注重各流派文艺理论研究方法之间的互补性和有效性。文学理论研究的目的是文学的意义，面对这一整体，我们运用不同方法进行研究时，一方面要从具体理论模式出发对其加以把握，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文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需要各种方法互相补充，互相协调，才有可能窥到文学的价值特征之所在。现代文艺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充当读者与批评对象之间的中介，通过全新角度的探索，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能言。优化的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化批评，是将已经批判和消化了的新理论批评方法变成自己的精神内核，去尽可能准确传达出对文学现象的灵思和解悟，达到对当代文学作品、现象和思潮的多元多层意义的解读。
本文系《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丛书》（王岳川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的“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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